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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7年夏，我从山区考入武汉工业大学外语系，父母是下岗职工，惟一给我的是高大健壮的体嘶口一副帅气的相貌。大学头两年，我埋头读书，到了大三，经不住情感孤寂和诱惑，我拜倒在公认的系花王娜的石榴裙下。
王娜家境优越，是个生活讲究品位的女孩，我们逛街就餐，喝杯咖啡，相当于我一个星期的生活费，花得我惊心肉跳。随着爱情的升温，原本每月500元生活费的我，不到半个月就花光了，我只好变法向家里伸手，逼得父母轮流卖血来满足我的虚荣心。
那段日子，我像只无头苍蝇到处寻找快速赚钱的门路，先做两份家教，但只有几百元的收入，就在我颓丧无措的时候，报上一则招聘广告给我带来希望：本公司急聘男性业务员，身高1．75米以上，英俊健谈，大学生优先，月薪加提成可达万元。我当时被钱逼昏了，根本没多想，就拨通了对方的热线电话。
我交了押金，签协议上岗后才得知，这是一家专供女性吃喝玩乐的夜总会，俗称“牛郎店”。
上岗第一天，我接待两位30多岁的女性，她们举止优雅，素质很高。听领班说我是大学生，便兴趣盎然地与我谈得挺投机，我特地用小提琴为她们演奏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等歌曲。临走时，她们塞给我400元小费。这一夜我激动难眠：晚上陪人吃喝几个小时，除工资外，还轻轻松松得400元，这比马路搞推销来钱快多了，真没想到赚钱这样容易。
有了这笔财源，我花钱如流水一样。情人节那天，玫瑰花卖到68元一枝，别人只买一枝送给女友，我一下买了19枝送给王娜，
还加一部价值2500元的彩屏手机，当即让她班的女生生们羡慕得要死。事后，王娜不止一次地问我，是干哈工作，怎么一下能赚这么多钱。我笑着谎称：在一家外资企业做××。
大约两个月后的一个晚上，一位年约40岁，穿着气质不谷的女人点我的台。老板小声告诉我，这是位有头面的人，要我尽心招呼。这位女客人，既不跳舞也不聊天，只是一边喝着干红，一边静静地欣赏我拉小提琴，还不时为我的演技称赞鼓掌。临走时对我说，这是她一生中最开心的夜晚，然后塞给我一个红包。我打开红包一看，心里咯噔一跳，整整800元！我马上向老板，老板笑而不语。
第二天晚上，这位女士精施粉黛，看上去比昨晚年轻多了，我陪她边下跳棋，边喝咖啡聊天。她走时又送我个比昨夜还要多的红包，想退给她一半，她按住我的手说：“小兄弟，收下吧!你要不是家境困难，咋会出来熬更守夜呢&63;”我顿时眼润心动，暗自庆幸自己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碰上这样的好心人：“可我还不知道怎样尊称您&63;”她说：“你就叫我杨姐吧!”
五一节的晚上，杨姐向我提出，让我陪她出去宵夜。按惯例，我不会陪女客人出店，可一想到杨姐对我的恩遇，就钻进了她的轿车里。来到一家星级宾馆的酒吧。那晚，杨姐特别高兴，喝得醉醺醺的，我把她扶进早已定好的房间里，正要转身离去，她一把拉住我的衣袖，双眼噙满热泪对我说：“好兄弟，别把我扔下，我已十年没过女人生活了，你陪我一夜好吗&63;”望着这个满脸痛苦、足以当我母亲的杨姐，心里又害怕又难过。在她痛哭流涕的乞求下，心存怜悯之情的我，最终被她强拥入怀，我像块木头一样任她摆布……
此后，杨姐说，今后你所有学习和生活费都由她承担，我毕业后由她负责安排工作，我失身痛苦的心灵一下子平衡了许多。能留在大城市武汉工作，是我们这些山区学梦想，反正自己已陷入这一步，还说什么呢？我只有默认了。
痛失爱情荒废学业
我委身于她后，我们的关系更加亲密起来。她给我配上名牌手机和服饰，每月还给我一笔不菲的劳酬，她只求我感情专一随叫随到。但我身心却更加疲惫。我经常神经 质地周 旋于两个老少女人之间，尽管我把这两张情网编得天衣无缝，但还是被王娜撕破了。
那是中秋节的一个下午，我和杨姐在一起的亲密情景被王娜发现了，她愤怒地扇了我几个耳光，然后凄然离我而去。
那天，杨姐把我接到她家里，第一次向我泣述她凄凉的身世。
杨姐大学毕业分配到政府机关，从一名科员干到处长，然后派到一家省属大型国有亏损企业当总经理，只用两年时间，她就把一个长期亏损的企业搞得风生水起，成为有名的女强人。但她生活坎坷不断，第一次婚姻不到半年就破裂了；第二次和一位大学教授再婚，没过三年，教授出国讲学，再也没回来，她一直守着女儿，过着孤寂凄冷的生活。
从此，我对杨姐更多了几分怜悯之情，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她的怀抱。我也从一名特优生成为常常逃课、不交作业的差生。系主任徐老师找我谈话，班主任亦推心置腹地规劝我。我曾几次试图割断与杨姐的关系，她每次都痛哭流涕地缠着我说：“学得好，不如靠得好，男人同样可以靠青春资本赢得女人的财富来创事业!”在这种怪诞理念的支配下，我无视老师的规劝和同学们背后的议论，依然我行我素。要不是欣赏我的系主任徐老师出面担保和老父亲下跪相求，差点被除名。
从此，我又开始疏远杨姐，关掉手机。放寒假，我也一声不吭地回到家乡。大年初四下午，杨姐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，我又惊又怕，原来杨姐包租一辆小车，冒着大雪封山的危险来到这个不大的县城，苦苦寻找我两
望着面容憔悴、浑身裹满雪花的杨姐，我 实在不忍心将她拒之门外。第二天，我对父母谎称：要提前返校作毕业论文，便跟她回到了武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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